配图
《胆小鬼》剧照
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亏欠她太多了，甚至想，我是不是偷了她的人生？但重来一次，我会怎么选，我会去抗争吗？
1
“母胎单身”30年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除了母亲，就是二姐了。
90年代，潮汕农村家庭普遍多子，我家五个孩子，我排老三，是家里第一个男孩。二姐比我大一岁，名叫催娣，的确也“催弟”有功，颇得母亲疼爱。母亲常说：“你爸当年花了两万块钱在福田买下个商铺，一楼用来卖衣服，二楼用来居住。你和你二姐都是在福田出世，有福气。”
小时候的二姐活泼开朗，聪明伶俐。我两岁时和她在店铺附近的街道上玩，被人贩子拿着冰淇淋诱惑跟着走，二姐见状，赶紧跑到铺头告诉母亲，才避免了一场悲剧。
年，二姐和我一起上的小学，父母说这样能互相有个照应——一般都是二姐照应我。那时二姐比我个子小，别人都以为她是我妹妹，我也“仗势欺人”，常常直呼其名，不喊她姐姐，她也不计较。二姐一直担任班干部，成绩比我好，回到家也时常给我补习功课。我偶尔贪玩看电视，临近睡觉才会赖着二姐抄她的作业。那时我家床边还立着一块斑驳的木板，被我俩用来默写课文，拿粉笔在上面写，一日复一日，擦掉，再写上。
娴老师是我家邻居，也是我和二姐一二年级的语文老师，她最是喜欢二姐，夸二姐学习、绘画都有天赋，将来一定有出息。二姐小时候的梦想是当老师，很爱在家里模仿某位老师的走路方式、讲课腔调，逗得全家哈哈大笑。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上，二姐还常常担任领舞。我记得小学最后一个“六一”，二姐站在一群女生的最中间，穿着粉红色的舞衣，扎着高马尾，跳着王心凌的《睫毛弯弯》，甜美动人，仿佛一切美好都会围着她转。
那时的我，乐于成为二姐的小跟班，看着她昂着自信的头颅，心里由衷地开心，觉得很有安全感。
然而，我和二姐这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因父亲生意失败而急转直下。
父亲当年没在福田继续干服装生意，到我和二姐快上中学时，见家乡兴起一些制假、贩假的家庭小作坊，利润可观，父亲便带着我们回了老家，将老房子一楼布置成流水线车间，干起了生产假洗发水的行当。
平日里，父亲负责送货，去区镇的批发部和商场等地方找客户资源。母亲在家里忙活，舅舅也过来帮忙。那时的父亲，开朗外放，偶尔还会在赌场上豪气撒钱，一下午就挥霍七八千。对家人他也慷慨随和，不仅常常买烤鸡翅给我们吃，还让我们爬到他身上“叠罗汉”。
这一切都在小升初那个暑假戛然而止。一天，警察来到家里，父亲不在，询问一番后，便当着我们的面给母亲戴上手铐。母亲关了小半天就回来了，事情最终以罚款5万块和父亲的小厂子彻底关停结束。
母亲可能被吓坏了，自那以后，身体再没好起来，总是病恹恹的。以前只是偶尔流连牌桌的父亲开始嗜赌如命，常常熬到半夜一两点才回家，还要问母亲要赌资。母亲不满，两人先是争吵，后来慢慢演变为大打出手。有次，父亲掌掴母亲后，直接用锤子敲掉柜子的锁，拿出仅剩的钱去打牌。
我家的经济条件从优渥逐渐走向拮据。比我大两岁的大姐执意辍学去当缝纫工，帮家里减轻负担。母亲总会去菜市场扫“摊底”，低价买很多食材放进冰箱，每天精打细算地过。晚上，她还会不时带着二姐和小妹去帮大姐赶活，周末，也让我和小弟去厂里帮忙剪线头，剪一条一分钱。
纵然家里发生变故，我和二姐还是如期升上初中。我的成绩慢慢追上二姐，能排在年级前十，老师也开始重视我，倒有了几分意气风发的感觉。或许是女生比男生懂事早，二姐没了往日的欢乐与活跃，变得低调内敛，眼神里含有几分无助和自卑，也不过多地和朋友来往了。
邻居小睿也是我和二姐的同学，经常跑来我家找我给他辅导英语。他身高接近1米8，热情帅气，爱打篮球，见二姐总是不多言语，也会逗一下她。我便开二姐玩笑，“以后让小睿拐走算了”，二姐就追着打我。
说得多了，母亲却欣喜地示意：“要是能嫁小睿也不错，人长得俊，家里比咱有钱。”
二姐听完，尴尬地咧咧嘴，就沉默了。
2
看着母亲和姐妹们的辛苦，我开始当面指责父亲，“不出去工作，只知道赌钱”。父亲的脾气比之前更大了，反手扫打我的后脑勺，还数落我，“不识时务，没口才说话得罪人”。他愈发摆出大男子主义的派头，要母亲和我们对他言听令从，稍不顺意，就大吵大闹。
眼见着家里的样子，我也开始变得焦虑，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，鲜少与外人交流。初二那年，学校里打架斗殴事件频发，还在读小学的小弟被人误伤了，被打得侧脸流血。彼时父亲迫于生计远在江西打工，便想让我替弟弟出头，可我害怕，拒绝了。最终，还是母亲气愤地跑去找校长处理。
事后，父亲就骂我“胆小窝囊”，我一句话都不说，自责、自卑、无助等情绪混杂在一起，把我拖向更封闭的境遇。那个冬天，我穿着母亲买的不知大几号的、能穿几年的单薄外套，骑着单车迎着凛冽的寒风，眼睛莫名的干痛。我开始变得古怪，不敢看别人的眼睛，和别人说话，多说几句就想哭。我还问过母亲：“我是不是不正常了？”
母亲听了担忧却坚定地说：“说啥瞎话！你正常，乖，不舒服睡个觉就好了。”
那年期末考试，二姐协助老师批改试卷，提前知道我考了全年级第二，她跑回家欣喜地告诉我好消息时，我却高兴不起来。她满脸疑惑。有老师知道我和二姐是姐弟，便告诉她，说我上课的时候，神情古怪，眼睛都不看人，不知道有没有在听讲。其实，我是有在听课，但眼光在老师周围游离，不敢和老师有眼神接触。
二姐回家后，温和耐心地教我：“其实，人的脸上，眼睛和鼻子形成一个倒三角，你不要一直直视别人的眼睛，可以自然地看鼻子稍微往上的位置，这样别人就不会以为你不敢看他了。”
有了这个方法，我状况好了不少。一旦我再游离，或成绩下降，老师都会私下找到二姐，知道她是治好我的良药。我也一直认为，只要二姐在我身边，很多事我都能克服。
初三那年寒假，临近正月，母亲病重，吃东西就吐，体重一下子掉了二十多斤，瘦脱了相，差点没命，我们不得不喊父亲回来。见状，父亲就想让二姐辍学打工，帮助家里。二姐自然不愿意，躲在学校的卫生间哭。最后，还是母亲反对，说“好歹让她读完初中”，父亲才作罢。
或许是有了心理负担，初三下学期的几次模拟考，二姐的分数都没我高。父母更看好我能考上重点高中，又惦念起让二姐读完初中就去深圳，到霞姐店里练做生意——父亲和霞姐是旧识，父亲在深圳福田卖衣服时，霞姐是店员。几年后，听说她筹借二十几万在深圳福田买了房，又用两万块本钱，在华强北找了个档口专卖手机配件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。
听闻父亲这些打算，二姐只能加倍努力，期望能改变父亲的决定。中考成绩出来，二姐比我多出十几分。不过，我俩都没考上重点高中，但都可以去镇上次一等的高中。二姐恳求父亲让她继续上学，说自己放不下学校生活和同学友谊。母亲也在旁边求情，可是父亲坦言，经济实在有压力，供不起我们两个人上高中，“女儿家读了九年义务够多了”，还说二姐性格外向、头脑聪明，适合做生意，说我性格软弱，只适合待在学校。
那时候的我也默默接受这个说法，也觉得自己可能只适合读书，因而也没站出来说我去打工，让二姐读书。或许知道已经改变不了什么，或许也是知道自己“扶弟”的责任，二姐最后还是妥协了，也没私下给我抱怨什么，就将录取通知书随便塞进抽屉里。
二姐临去深圳前，我邀她去镇上看看。那是我第一次去镇上，觉得那里就像一个大寨子，中间被一条马路剖开，马路两边是商铺，路边凑着一些零散的临时摊位，卖小吃或日用品。而我要去读的那所高中就在镇中心，多少农村的莘莘学子，通过那里改变命运，走出经济落后的乡镇，去往大城市谋生发展。
原本，二姐也可以走这条路，可现在是不行了。
我和二姐漫无目的地在马路边走，嘴馋肚子饿，想吃路边的烤鸡腿，可囊中羞涩，终究什么都没有买。某个时刻，我和二姐相隔四五米的距离，任凭中间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，二姐似乎看不到我，眼神空洞迷茫地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。我快步向她走去，她看到我才定了定神。
多年后，我一直难忘当时那个情景，就像《千与千寻》里说的：“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，路途上会有很多站。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。当陪你的人要下车时，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，然后挥手道别。”
3
高中入学，教室午间广播常放着范冰冰的《飞鸟》，我觉得自己和二姐就像两只孤单的飞鸟，从前惺惺相惜，此后分道扬镳，二姐只能陪我到这了，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。想着想着，我就忍不住无声啜泣。
有天放学，我骑着车，被六个社会不良少年拦住了。他们厉声问我是哪个村的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指着与家相反的方向，猜是他们村的方向。
他们的头儿靠前又问了一遍。我说，嘉华村。对方又问我住嘉华村哪里？我就不再回答了。他们嘲笑我：“傻子，自己家住哪都不知道！”我依然默不做声，他们放我走了，我假装淡定地向前走，不再回头看他们，估摸他们走远了，才踩上二姐留下的单车，疯狂地加速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勇敢了许多——或许冥冥之中，二姐哪怕不在我身边，也依然守护着我。
二姐到深圳学做生意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。每天一大早，她就要坐几站公交到档口开门，晚点霞姐夫妻自己再开车过去。二姐身材瘦小，力气也不大，但常常得拉着一百多斤的货物，走街、过天桥，偶尔货倒在路边，只能等好心人扶一把，才能继续前行。
霞姐一家也嫌二姐个小、没力气，先是让她“多吃饭”——多吃白饭，少吃肉菜，后来干脆让二姐自己去外面饭店吃。就这样从早忙到晚，霞姐给二姐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一千元。起初，父亲都让二姐忍，多学本事。到最后，二姐吃饭不规律、营养少，患了胃病，严重到出现便血，父亲才和霞姐翻了脸，将二姐接了回来。
近一年不见，二姐眼神已经没了往日的光彩，形容瘦削，脸色苍白。看着她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想着要是她能继续读书，也不会受这些苦了吧？
等二姐身体渐好，母亲不顾父亲反对，让二姐报电脑班学平面设计。二姐又开始像读书时一样，熟练欢快地背着五笔口诀顺口溜：“王旁青头兼五一，土士二干十寸雨……”学了两个月后，二姐就去了大姐上班的缝纫厂做办公室文员，能拿两千块工资。这里的工作算轻松，但同事之间勾心斗角，二姐一直还抱着当学生的心态，很难融进去。干了大半年，二姐经人介绍，又去了陈店找工作——那里是国内最大的内衣生产基地，工资稍微高一点，离家也不算远，坐摩托车，半小时就能到。
父亲自从江西回来后，一直游手好闲，除了赌博就是赌博，继续在家做大爷，和母亲争吵不断。那时靠着母亲和姐妹们没日没夜地工作，我家月收入能有一万左右。不过，这些钱除了要给父亲还赌债，剩下的还要筹备家里的装修——家风有派头，将来女儿才能找到好婆家。
我家过得依然紧紧巴巴。我变得更加内向敏感，在课堂上一度因为心事分神，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时，嘴唇艰难地想张开，却哑然失声。老师没有为难我，课后苦口婆心地说：“家庭环境或许暂时无法改变，但你现在在人生至关重要的时刻，如果努力，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。”
之后，我重新补习课本知识，常常晚上熬到一两点，或者凌晨三四点起床，一鼓作气从年级一百名之外，直到模拟考总分挤进年级理科前十。但成绩起起伏伏，并不稳定。年高考，考场上，我双手冰凉，头脑时常紧张得一片空白，不知道答的是什么。考完试后，脸上像烤熟的番薯般通红，腋下早已被冷汗浸湿了一片。
我没考好，分数只比二本A线高出二十多分，想到家里的条件有限，复读是不可能的了。而且家族普遍文化水平低，大家还恭喜我成为家族里第二个考上本科的男丁。二姐回家来，也说为我感到骄傲。那时的她已长成大女孩，剪着波波头，眼神清澈动人，但总充斥几丝疲倦和忧郁。家里大搞装修的时候，师傅直夸她“雅姿娘”。而别人越这么夸，我越替二姐觉得可惜，我想若二姐继续上学，或许比我考得好吧。
上大学后，我忙于学业，课余时间也都在参加勤工俭学。千里之外的家事，只能偶尔从电话里得知。
二姐在内衣厂干得不错，后经上司介绍，认识了上司的侄子。两人并没交往，上司却连哄带骗将二姐引到她侄子的床上。还好，上司侄子终究没有逾越男女那道底线。初经世事的二姐被吓到了，慌张地向父母交代实情。
母亲听完松了一口气，瞪大眼睛骂二姐：“你还不知死咯！差点被人家吃了都不知道。”后来，二姐拒绝和上司侄子交往，惹恼了上司，她抓着二姐工作的一个失误，狠狠地打了二姐一巴掌。孤身在外，二姐不敢抵抗，只好委屈作罢，辞了那份工作。
那以后，二姐开始变得叛逆，想为自己做打算，她觉得自己“太乖了”，不再愿意透露真实工资给家里上缴，花钱逐渐大手大脚，甚至为此和母亲争吵。
或许是二姐的事儿刺激了母亲，也或许是父亲常年无业让母亲压力巨大。年的那个春节，医院看病，确诊了精神分裂症，看夜空的红色烟花都像飞溅的血。母亲发病的时候，有时狂躁，有时抑郁，家里人都是噤若寒蝉，局促不安，处处迁就，连父亲都不敢跟母亲说话，哪怕几次被母亲扇了巴掌都没回击。
唯独让我奇怪的是二姐，她竟然连连说母亲“是装的”。我很是费解，问她为什么，她说母亲说话“像小孩一样矫情”，完全没有一点以前那种对母亲的依恋。
后来再想，或许此时，二姐的情绪已经出了问题。
4
学历受限，二姐在家乡的工作始终不稳定，活累工时长，工资又低。
年，我念大三，二姐决定重新回深圳打工，找了一份酒店前台的工作。那时，为了生计，除了嫁人生娃的大姐，以及照顾八十多岁奶奶为由在老家的父亲，母亲带着小弟小妹都到深圳打零工了——弟弟妹妹上完初中就辍学了。
中秋节，我从广州坐轻轨到深圳和母亲他们见面。我们约在福田文化广场，那里潮汕人多，晚风阵阵，夹着桂花香，我们一边散步，一边聊着工作情况，虽透着几分心酸，但也有了久违的温暖，因为我知道，家人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
二姐当天穿着一件绿色短袖，身材纤细，站在霓虹灯旁，微笑着让我帮她拍照。她又给我拍了几张照片，一块发到朋友圈，配文：“中秋夜，姐弟俩又回到了出生的地方。”我看得出来，二姐对家人很依恋，分开时整个人都恋恋不舍，眼里含着泪。
此后几个夜晚，二姐都在电话里向我倾诉，说她在酒店里没有社交，除了一个同龄人，其余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。我叫她找以前同学的聊聊，她又说自己每天都要接上百个电话，被繁重的工作都整出精神紧张了，哪有时间去找同学。
我那时很忙，面对不成器的父亲和家里经济困窘，除了学习就是到处跑兼职。二姐频繁给我留言，我也就随便敷衍两句，电话来了也不常接，晚上睡觉就静音。
十月中旬的一天，早上醒来，我见手机里昨晚有十几个未接电话，都是二姐的。我慌忙打过去，二姐却平静地说：“没事了。”
后来我是从母亲和小弟口中，得知那天晚上的经过。
当晚11点过，二姐给客人收拾房间时，看到客人遗留的手机，不小心点亮屏幕，却是那种外国激情视频网站，一下子发疯一样，臆想自己被外国人强奸了。
她先打我手机，我静音未接，她又打给小弟和母亲。小弟信以为真，紧急去药店买了避孕药，然后给二姐吃下。小弟后来又仔细询问，才发现二姐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何人侵犯，只是精神上受了刺激。
白天，她发泄一样买了一条一千多元的K金项链和一双并不合脚的高跟鞋，又在大街上莫名大声地叫喊。母亲几个电话反复催二姐到出租屋休息，下午下班回来，房门却被锁了。母亲拍门，里面也没回应，连忙叫小弟拿来钥匙，打开门一看，二姐正躺在床上熟睡。
等二姐精神好点，小弟陪她向酒店经理辞了职，二姐向经理指着自己脑袋，说：“这里不正常了。”
母亲带二姐回老家，找诊所医生治疗调养。不到两个月，二姐的精神状况还没完全好转，父母就给她安排了门亲事，据说是邻居娴老师介绍的。
两人先在